在这个崭新的共和主义社会中,没有人想依附于其他人。费城白人奴仆在工作场所的比例在18世纪中期还有40%—50%,现在急速下降;到了18世纪末契约奴仆差不多已经消失不见了。

  共和主义革命的转变性力量遍及社会各个角落。它动摇了传统的等级制度,前所未有地使人民摆脱了习惯的束缚,令所有的权威都受到质疑。可以肯定的是,社会秩序并没有立即地分崩离析,社会普遍惯例也没有经历迅速且大规模的破坏。但是到处都发生着改变,人民与政治之间的联系、与经济之间的联系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皆是如此。其中诸多改变是在长期运转中已经根深蒂固了的力量的积累。但是还有一些是新近的革命本身造成的直接结果。

美国革命中的印第安人

  战争的影响

  革命的一个突然结果就是数以万计效忠派——或者用爱国者对他们的称呼,托利党人——的背离。效忠派的人数可能接近50万,也就是20%的美国白人。将近两万名效忠派投身于他们陛下的军队为王权而战,还有数以万计的其他人加入地方效忠派的民兵团体中。据估计,有6万到8万名效忠派在革命期间离开了美国,去了加拿大或大不列颠,不过他们中有很多人后来回来了,重新融入了美国社会。虽然效忠派来自社会各个等级和职业,但是他们中一大部分人属于社会和政治的上层。其中许多人都是担任公职者或与政府订有合同的越洋商人;在北方,绝大多数都是英国国教徒。他们的地域分布亦不平衡。在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效忠派只是微弱的少数派;但是西部边陲地区,他们对东部压迫的敌意可以追溯至革命之前,在那里效忠派人数众多。在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和南方腹地这些英军能够提供保护的地区,效忠派亦是人数众多。他们的外逃、罢免和退职造成的顶层真空,很快为爱国者所占据。影响是广泛的。国王和托利党人价值数百万英镑的财产和土地被革命政府没收充公,而且很快被投入到市场中。由此发生的投机买卖活动导致了革命时期个人财富的大起大落。

  南方因战争遭受了最严重的混乱,不仅仅失去了其固定的烟草和其他日常农作物的市场,而且英国人还释放了数以万计的奴隶来为王权而战。在战争行将结束之际英国人把这些前奴隶安置在加拿大、西印度群岛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实际上,英国军队也许进行了南北战争之前最大规模的一次解放黑奴行动。但是这些混乱只是加速了革命前已经出现的农业多样化。上南部恢复得尤其迅速。18世纪80年代的烟草生产已经与战前水平相当,但也有了新的参与者和市场规则。

  虽然战争对于一些特别的地区和个人有着毁灭性的影响,但是它总的后果是激励性的。先前还处于经济活动边缘的商人发现了进入核心圈的新机会。在马萨诸塞,一些像希金森(Higginsons)、卡伯特(Cabots)和洛厄尔(Lowells)这样的地方家族很快来到波士顿,形成了马萨诸塞新精英阶层的基础。到了战争末期许多人像马萨诸塞州州长詹姆斯·鲍登(JamesBowdoin)那样发现“几乎都是新面孔”。他说,这是一场几乎“和革命本身一样不凡的”新变革。同样的流动各地都在上演,虽没有马萨诸塞那么显着,但是重要性并不亚于马萨诸塞。新商人全方位地推动新市场的开拓,不仅仅包括原先与其贸易受限的南美和西印度群岛殖民地区,还有整个欧洲,甚至远至中国。

  战后与大不列颠的贸易很快达到之前的水平。到了18世纪80年代,统计数字表明了商业恢复的惊人程度。可是粗略的统计无法公正反映出商业变革的程度。所有州的市场中,都出现了新的供应来源、新的商业模式和新增的参与者。战时英国进口渠道的瓦解激发了美国境内制造业的发展;而且虽然随着和平的回归美国人重新开始购买英国货物,但是仍然有多个协会组建起来,以推动保护美国制造业的立法。虽然对外出口很快超过了战前水平,但是它此时只是美国总体经济活动中较小的部分。人们已经开始转向内部——相互之间而非对外的贸易;内部商业的显着扩展很快就带来了新公路和新运河的需求。在这种变化的环境中,那些没有腹地可供开发的镇子开始相对衰落。像罗得岛的纽波特(Newport)这样的城市原先一直是繁荣的殖民地港口,但是因为缺少作为供应地和市场的内陆地区,现在它的经济地位变得无足轻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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