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到大雪山下。当地的老百姓把大雪山叫做“神山”,意思是说除了“神仙”,就连鸟也飞不过去。还有的说,有一年天旱,人们抬着菩萨上山求雨,事先没有吃斋,“神仙”一怒,把人都扣下了,一个也没下来。我们不信什么“神仙”,但也感到大雪山有点神秘可怕。

  毛主席知道了这情况,教育大家说:“神山”不可怕,红军应该有志气,和“神仙”比一比,一定要翻过山去。这些话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军团首长也向我们讲明了雪山的情况。

  出发前,上级规定每人要准备两双鞋,把脚保护好,而且特别强调要认真执行。

  我除了脚上的烂草鞋,就剩一双拴在皮带上的“量天尺”了。我把它解下来,用手掂量着,心头涌起很多感想。一首在江西中央根据地流行的山歌在耳旁萦绕着。

  送得哥哥前线去,做双鞋子赠送你。鞋上绣了七个字:红色政权万万岁。

  想起这首山歌,也就想到我们离开老根据地时的情形。那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十分难过,舍不得离开那里的亲如骨肉的人民群众。老乡们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知道我们要出发,清早就抬着各种慰劳品来送别。一位老大爷拉着我的手,把一双“红军鞋”塞给我。这是双非常结实的布鞋,鞋帮上绣着“慰劳红军战士”“杀寇立功”的字句。他嘴角抽动了半天才说:“孩子,带上这双鞋吧!这鞋一到红军的脚上,那就成了“量天尺”了,地再广,山再高,你们也能把它“量”完。”我看着老大爷,看着手里的鞋,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从那以后,这双鞋就挂在我的腰间,成为我最好的伙伴;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它常常鼓舞着我奋勇前进,去消灭敌人。

  记得在离开江西的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脚负伤了,当时既没有医药,也没有担架,我只得每天拖着负了伤的脚,艰难地走着。实在坚持不住了,才第一次从腰间解下“量天尺”,穿在脚上。鞋底软绵绵的,特别舒服。一穿上它,就想起了老根据地人民的希望,也就忘了伤痛。不久伤好了,我的鞋底也磨去不少,舍不得再穿,就又把它包起来挂在腰上。

  打遵义,我们连担任攻城任务。打得正有劲,我突然感到腰部有些疼痛。仔细一看,原来从远处射来的一颗子弹,穿过鞋子,紧挨在腰骨旁的皮肤上。要不是这双鞋,这颗子弹一定够我受的。同志们都替我高兴,说这双鞋真是“救命鞋”。没有负伤,我心里十分高兴,可是又很惋惜,因为鞋子被穿了个窟窿。以后,我就更加珍惜它。

  现在要过大雪山了,我拿着鞋又想起那位老大爷说的话,心里充满了力量。是的,老根据地人民做的鞋是“量天尺”。我们就是用这个“尺”。从瑞金一步一步“量”到四川来的。今天我们又要用它来“量”这座连鸟也飞不过去的大雪山了。

  天蒙蒙亮,我们就开始爬山。朝上望望,只见云雾蒙蒙,山顶直插云霄。再往上走,天气突然变了,狂风吼叫,雪花飘飘。我是江西人,很少看到下大雪,起先,东瞧瞧,西望望,倒觉得蛮有趣。谁知越向上爬,地势越陡,天气也越发变坏了。狂风夹着鸡蛋那样大的冰雹,吹打在我们只穿一件夹衣的身上,真象刀刮的一样。我看雪的兴致早就消逝得无影无踪了。这时,只觉得呼吸紧迫,浑身无力,只要稍微一松劲,脚就抬不起来了,但又不敢坐下来休息。我亲眼看见有三个同志作下来抱在一起想暖和一下,但他们再也没有站起来。我暗地里留着眼泪,怀念着被大雪吞没的同志,心里十分难受。我是个炮兵,肩上扛着四十五斤重的迫击炮筒,走起来就更难了。我踏着前面象雪梯似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移,脚被雪冰得失去了知觉,曾几次跌倒。每倒下,看到脚上的“量天尺”,心里就感到一股热劲,好象有许多老根据地的老乡扶起我,在背后推着我前进。

  终于爬过了雪山。我坐在山根下的一棵树旁边,低头看看那双“量天尺”,沾满了冰泥,脏得不成样子,真有点心痛。幸好除了子弹打的那个洞以外,别处还没有破,我赶忙把它脱下来,磕掉泥巴,又挂在腰上。文/江耀辉,选自1975年10月17日《解放军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