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和江青都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所谓“二月逆流”事件。

  1967年是共和国历史上非常的一年。陶铸被江青、陈伯达突然点名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陈伯达、江青后,所谓造反派头头们经常说的“旧政府与新文革”的斗争出现了转机,政治生态露出一线希望,没有想到2月16日突然发生了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统称三老四帅)在怀仁堂痛斥中央文革搞乱全国的“二月乱子”(周总理语)。林彪和江青都喜出望外。

  散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迫不及待去钓鱼台16楼向江青汇报。江青的大嘴巴说:“这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总理、康生、陈伯达是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一个人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然后,她给毛主席的秘书打电话,说“张姚王”三人立即去给毛主席汇报。

  毛泽东马上安排听三个人的汇报。张春桥说周总理对《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有意见。毛主席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常委审查”。

  然后毛主席说:你告诉总理,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交中央文革小组讨论。

  2月19日清晨,毛泽东召集会议,说:“文革小组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回去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哩!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就和林彪一起上井冈山打游击”。

  毛泽东拿烟的手指指陈毅,“你们说陈伯达、江青不行,那就你来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好不好?力量还嫌不够,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

  毛主席指示周总理主持,开政治局开生活会解决这个问题。

  会议从2月25日断断续续开到了3月18日,主要是安排三老四帅作检讨。

  周总理主动承担了责任,说自己“在路线问题上不敏感,迟钝”。

  江青不依不饶,指责周总理主持会议那天发生路线问题没有坚持原则,你动摇!

  中央文革决定“依靠群众”,会里会外配合,向周总理施加压力。北京街头立即出现成千上万红卫兵示威游行,打着标语,高呼口号:“击退二月逆流”!“誓死扞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粉碎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示威游行要打倒国务院和军委9个人,5位副总理,军委4位副主席。

  当时不是造反派头头,是不了解高层内情的。普通学生不理解为什么突然要保卫江青。江青怎么了?不是金枝玉叶吗?不是势头正旺吗?不是势倾朝野吗?不是说打倒谁就打倒谁吗?谁敢反对江青呀?怎么又发生资本主义复辟了?我们班有“首都红卫兵三司”的头头,他们都很激动,说有人要打倒江青同志,我们要誓死扞卫江青同志!我们听后神情漠然,好像他们是煞有介事!

  江青是何等精明的人,她看看到了火候,这么闹腾是为了什么呀?赶紧夺权呀?

  中央原来的决策机构是1966年8月经过毛泽东同意,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怀仁堂碰头会,吸收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参加,讨论党政和文革大事,碰头会由周总理主持。

  江青是特殊人物特殊身份特殊派头。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她对周总理说:“主席已经讲过了,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以后总理要像对待书记处一样对待文革小组”。

  总理说:“那好,我以后只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

  周总理不主持后,文革小组碰头会就是江青自己主持。这样就完全把“三老四帅”排斥在了决策圈儿外,然后进一步闲置、揪斗、流放。

  然后,江青又向周总理进一步伸手,说:“地方成立三结合领导班子,总理太忙,不要组织了,由文革小组组织”。这样江青就把组建各省夺权后的领导班子的权力也夺过去了。在当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正如周总理说的“大势所趋,欲罢不能,势不可挡,要因势利导”,掌握一个寸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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