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凌晨,对当时的湖南韶山滴水洞管理员廖时禹来说,有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9月8日上午,他们接到通知,说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晚上要来检查接待毛泽东回家乡休养的准备工作,但是,在深夜快12点的时候,他又接到一个电话,说张平化不来了。难道毛泽东不回来了?廖时禹心里直犯嘀咕。

  事实上,在廖时禹放下电话不久,远在北京的毛泽东的生命便已走到了尽头。病重期间,像普通人那样的乡愁情思,促使他向中央提出回韶山滴水洞,中央也通知了湖南做好接待准备工作。可惜,这个最后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

  在9月9日零时10分逝世前的24小时里,毛泽东是怎样度过的呢?从9月8日零时起,便开始腹部人工辅助呼吸,血压高压到180,低压到80。11点左右,心律失常。下午4点,插上鼻咽管。晚上8点半,神志模糊。

  就是在上下肢插着输液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插着鼻食管的情况下,毛泽东这一天看文件、看书11次,加起来有两小时50分钟,平均每次不到16分钟,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看的。同书和文件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毛泽东,最后一次阅读,是9月8日下午4点37分。

  7个多小时后,刚刚跨进9月9日的门槛,他的心脏便停止了跳动。一代伟人,也是旷古奇人的生命,便定格在了这一天。

  1976年以前,中央级的领导人逝世后,没有专用的灵车。大多是用大“解放”车拉着灵柩,上面松枝铺盖、缀以白花,车头上立着遗像。

  那时,在北京南二环右安门桥头有一家“汽车修理四厂”,虽然挂着“修理”的牌子,其实是在全国颇有名气的客车制造厂。大约在1975年冬天,汽修四厂接到一项紧急的政治任务——限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制造出一辆“后开门”、车厢里带滑轨、驾驶室和车厢分割开的“640型单机客车”。原来,这辆“客车”就是专为周恩来准备的。那个时候,周总理因病重,不能接见外宾已经很久了。

  接到任务后,工人们虽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但任务紧迫,还是赶紧加班加点,研制起新车来。没多久,一种新产品——外观高高大大、四四方方,宽大的前挡风玻璃特别气派的“640型单机客车”就问世了。这种新车的问世,完全取代了以前北京马路上也是该厂生产的“五七型”(1957年定型制造)公共汽车,是一种脱离外国图纸完全由中国工人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争气车”。而在此之前,“五七型”公共汽车是仿捷克的“司柯达”制造的,车身浑圆、玻璃窗很小,车体是大红色。

  1976年1月8日,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汽修四厂的干部工人们亲眼看着自己打造的“640型单机客车”载着伟人缓缓驶向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这才知道生产这种客车的用途。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到汽修四厂。第二天,当汽修四厂全体员工正忙着搭灵堂、组织悼念活动的时候,一辆前不久由汽修四厂出厂的医疗车由当时的中央保卫局、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以及四厂的上级单位——北京市交通局、北京市汽车修理公司的有关领导护送回厂,并下达一个命令,将这辆地震期间(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为毛主席提供办公、医疗用的医疗车,在追悼会之前,改造成一辆具有遗体保护功能的灵车,用以专门安放毛主席的遗体。

  任务宣布后,汽修四厂2000多名工人淌着热泪纷纷到厂部请战,坚决要求为制造伟大领袖的灵车贡献一份力量,哪怕拧上一个螺丝、刷上一道油漆也行。厂部马上成立了“毛主席灵车制造指挥部”,在2000多名工人中挑选出了几十名技术过硬、表现出色的工人组成若干战斗小组,轮番上车、轮番作业。

  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人们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生怕有阶级敌人搞破坏活动,所以将灵车的制造车间选在一处远离主厂、地处偏僻、便于保护和监控的军工车间。为安全起见,中央警卫局还派来荷枪实弹的武装士兵对灵车的工作现场实施24小时的监控,上车的工人都必须佩有专门的工作证,一班上去、一班下来,换班交换工作证,不使工作证有所流失。其他的工人不许随便到现场参观,并要求大家严格保密。

  鉴于灵车的制造任务十分紧迫,接到任务的第二天,当时的老厂长被特别获准到毛主席遗体前测量有关数据。老厂长从来没见过毛主席,当他面对面站在伟人面前时,突然泪水滂沱,手脚不听使唤,很久很久也看不准眼前钢尺上的尺寸,还是周围的人帮他才完成了工作。很多年以后提及此事,他说当时不相信眼前这位伟人真的走了,只像是睡着了。他不敢相信自己已经站到了他的身边,他矛盾着,害怕自己粗手粗脚惊动了伟人,又理智地提醒自己此行的目的,但最终还是弄得手脚不听使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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