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为什么被曹操所杀,历史上一直众说不一。范晔《后汉书。孔融传》曾对此作过详细的描述。孔融与曹操交恶是以曹军攻克邺城,曹丕纳甄氏开始的。具体有如下几件事:

  一、在给曹操书中嘲曹丕纳甄氏系“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二、嘲征乌桓。认为乌桓之所为,相当于古之肃慎氏及丁零,是草芥小患,不值得兴师动众远征;

  三、嘲酒禁。“时年饥兵兴,操表制酒禁,融频书争之”,以一种谐谑性质的玩笑语气说:“天垂酒星之曜,地列酒泉之郡,人着旨酒之德,……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政哉?”文中“多侮慢之辞”。

  四、最使曹操难以容忍的是,他上奏《宜准古王畿之制》,主张“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意即尊崇天子,扩大汉室实权,明确与曹操实行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相抵牾,引起曹操的极度忌恨,于是杀机顿起。

  历代许多学者认为孔融与曹操冲突主要是双方性格矛盾所致。张璠《汉纪》认为“是时天下草创,曹、袁之权未分,融所建明,不识时务。又天性气爽,颇推平生之意,狎侮太祖。……太祖外虽宽容,而内不能平。”这里说的“不识时务”、“天性气爽”、“狎侮”等,表现了孔融的迂腐、疏狂的性格。而“外虽宽容、而内不能平”,则反映了曹操的心理状态。

  陈寿在《魏志。崔琰传》中也说:“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这里也道破了孔融被杀的双方性格上的原因,即孔融的“恃旧不虔”与曹操的“性忌”。此外,袁淑的《吊古文》说其“文举疏诞以殃速”;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称孔融“诞傲致殒”,这些都是从性格因素上去寻求原因。当然也有人认为孔融“差不多是因为酒送了命的”。如王瑶《中国文学史论集》讲今孔融集有曹操制酒禁二表,皆措辞激昂,为饮酒辩护,而且明指说“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积嫌成忌,最终惹怒曹公,在状弃市。

  解放以来,许多论着从政治上加以解释。如50年代末讨论曹操问题时,郭沫若《替曹操翻案》一文认为孔融被杀是由于他与曹操的“法令相抵触”,吕今果在《曹操是什么政治力量的代表》说孔融是“在政治上对曹操不满的人”,吴泽在《关于曹操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中认为曹操杀孔融是为了“清除世族地主反动言论及其代理人”。60年代相继出版的一批文学史,也多持此类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建安七子中,孔融年辈较长,“政治态度与其他六人不同,他和曹操有矛盾,终于被杀”。

  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孔融政治上是曹操的反对派,终于被杀”。

  也有若干着作从派系上分析孔融被杀的原因。如翦伯赞《中国史纲要》讲:“曹操统一中原后,开始向那些不亲附自己的士人展开了进攻。”他声称要“整齐风俗”,“破浮华交会之徒”,先后杀掉了最狂妄的名士孔融等人。表明曹操企图进一步突破大族名士势力的挟制,以树立专制统治。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也写道:“曹操虽然爱才,但对于侍才做世,不肯亲附自己的人却是不能容忍的。”孔融因瞧不起曹操,“多侮慢之辞”,于是被曹操以“招合徒众,欲规不轨”的罪名处死。余冠英在选注《汉魏六朝诗选》时写道:孔融“性刚直,放言无忌惮”。曹操憎恶他屡次违忤,不受笼络,不愿亲附,又怕他名高望重,成为自己的反对势力,终于将他杀害。

  这些说法都是从政治上出发来探析孔融被杀的原因的。1983年《学林漫录》第七集刊载了徐公持《孔融为什么被杀》一文,以为仅仅从政治上加以分析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孔融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曾表现出与曹操合作的态度。在《崇国防疏》中指斥刘表,投入曹操阵营,以他在当时士大夫中的巨大名声,助了曹操一臂之力。招王朗书中,对曹公又大表钦佩。三首《六言诗》中,也从政治上对曹操加以热情颂扬,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中把曹操誉为齐桓公。徐文认为后期除了孔融在政治上确实对曹操有某种不满外,还应当从他的性格上去寻找原因。其重要性实不下于政治方面的因素。

  孔融疏狂,因为他系名门出身,为孔子二十世孙。又自少誉满清流,养成了自视甚高,目空一切的脾性。他和一些权贵实力人物,向来都不融洽,早年他曾受司徒杨赐之命,奉谒去贺何进由河南尹升任大将军。因何进没有及时接见,他就夺谒还府,投劾而去。惹得何进大怒,派了剑客要去追杀他。若不是左右劝阻,孔融早已丧命。后来他在北海,又同虎踞河北的袁绍结了怨,终于兵戎相见,使袁绍对他恨之入骨。孔融与曹操的不大不小的磨擦,那种不分场合的冷嘲热讽,尽管主观上不一定都具有政治上的敌意,客观上却肯定地只会破坏曹操政令的严肃性,损害盲操个人的权威,使其终于忍无可忍,因此孔融的被杀,除了政治因素外,还带有相当浓厚的性格悲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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