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生长在西汉武帝时代,曾任太史令,因为李陵降匈奴事辩护而触犯武帝忌讳,遭受腐刑。被刑后,他怀着极大的悲愤和憎恨的心情,坚持完成了50万言的历史巨着——《史记》,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展示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西汉武帝时代的3000年的历史画卷。《史记》问世以后,历代都有专门研究《史记》和研究司马迁的学者,国外也不断涌现研究《史记》的专家。

  可是对于司马迁的卒年和死因这个问题,由于史料的缺乏,始终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正史中未载司马迁卒年,有人认为这是司马迁善终的证明,也有人认为这恰恰说明司马迁死得不明不白,大有疑问。《史记。集解》引东汉学者卫宏《汉旧仪注》云:“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李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葛洪《西京杂记》也有相类似的记载。有人据此认为司马迁是因作《报任安书》而死的,且死在作《报任安书》的当年。(据王国维考证《报任安书》作于太初四年)郭沫苦认为司马迁下狱的事世上必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

  卫宏和葛洪都是当时颇有名望的大学问家,不会无中生有,歪曲事实。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中叹息“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悲其“既陷极刑”(指腐刑)之后,又不“能自保其身”,这说明司马迁不是自然之死。桓宽《盐铁论。周秦篇》文学(读书人)所言:“……一日下蚕室,创未廖,宿卫人主,出入宫殿,得由受俸禄,食大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故或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闵(悯)。”盐铁会议召开于西汉昭帝始元六年,离司马迁生活年代相去不远,《汉书》载司马迁被刑之后,又“尊宠任职”,为中书令(皇帝的御用秘书),可说是“载卿相之列”。

  郭沫若认为《盐铁论。周秦篇》中的既“下蚕室”而后又“就刀锯”,就是暗指司马迁的再度下狱致死之事。

  对此,有的学者则提出异议。目前尚存有关卫宏提及太史令和司马迁行事的记载,共有四条,经考证,至少有两条不符合史实,故卫宏说司马迁“下狱死”一事,殆不可信,至少也是孤证。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汉书》叹司马迁“既陷极刑”,不“能自保其身”,应当从古人的这种含义上来理解。《盐铁论。周秦篇》文学之言与司马迁根夺风马牛不相及,“下蚕室”之后又“就刀锯”,原意只是指一种刑罚所造成的社会不良风气,乃证明汉武帝严峻之治的无效,不能解释为司马迁两次下狱。

  也有人认为司马迁可能死于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狱”。巫蛊案发于征和元年,身为治巫蛊使者的江充与卫太子有怨,恐武帝晏驾后为太子所诛,遂大开杀戒以借机剪除太子。太子杀江充后自杀,武帝穷治巫蛊之狱,转而穷治太子死之狱,一直到征和四年,前后死者达十几万,司马迁的好友任安,就是“巫蛊之狱”的殉难者之一。这场灾难,牵及到当时许多文武官员,司马迁恐怕也难以幸免。又据《史记》记事内容分析,太初四年至征和二年还有记事,征和一年后无记事,司马迁很可能是《汉书》所云“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的牺牲者。还有人主张司马迁死于武帝之后,西汉学者褚少孙曾说过“太史公记事,尽于孝武之事”,《史记》各篇里有汉世宗的谥号“武帝”。“武帝”系汉世宗刘彻死后,后人所追封,如司马迁死在武帝之前,怎么会知道这谥号呢?有人考证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距武帝驾崩仅四年,从《报任安书》的内容来看,知道当时《史记》尚未全部完成,此后必有修整补辑,故涉及到武帝的地方,改称谥号,则不足为奇了。

  总之,司马迁到底是“有怨言,下狱死”或是为“巫蛊之狱”所累及,还是平安地活到武帝之后,寿终正寝,目前尚无明文信史作据,有待于今后新史料的发现和人们的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