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10个石鼓,是我国传世的珍贵文物,有“刻石之祖”之称。刻在石鼓上的文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

  唐朝初年,石鼓在天兴(今陕西宝鸡市)三畴原出土,共10个,其形制四围圆而见方,中间微侈,顶圆底稍尖削,上狭下大,直径1尺余,高2尺。在鼓周分刻着10首为一组的四言诗,内容是记述国君游猎的情况。因此,前人也称其为“猎碣”。猎碣之名,始见于唐代窦《述书赋》窦蒙注。又因石形似鼓,前人称刻在鼓石上的文字为“石鼓文”。石鼓文之名,始见于唐代张怀瓘《书断》。

  石鼓出土后,即散弃于野。五代战乱后散失,宋初又复聚。宋司马池移到凤翔府学,亡其一鼓,后经宋向传师访求,才又配齐。宋徽宗时移置开封,用金粉涂其文,以示贵重。金人破宋而北掠至燕京。抗战时期,在马衡的主持下南迁,抗战胜利后始运回。石鼓因经历年久,又经若干次的搬移,数百次的捶拓,今一鼓字已磨灭,其余九鼓之文亦多残缺。

  10个石鼓的字数,有人估计原约为600余字,有人估计为700余字唐韦应物《石鼓歌》说:“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黑白分。”证明唐代已有拓本行世,但今已不传。现存世最早的北宋拓本不满500字。今石鼓仅存200余字。石鼓传世的拓本很多,但真赝间杂,以明代安桂坡十鼓斋所藏的先锋本、中权本、后劲本为最佳。

  石鼓从唐初起,无论其文字、诗歌、书法都受到历代学者的推崇和珍视。唐代张怀瓘的《书断》说:“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仓颉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称书,遗迹石鼓。“韩愈的《石鼓歌》说:”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纽壮,古鼎跃水龙腾梭。“苏轼的《石鼓歌》说:”上迫轩颉相唯诺,下揖冰斯同鷇勃。“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揖》说:”如金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截,自有奇采。“历代学者对石鼓的称颂,当不为过誉之辞。自唐迄今研究石鼓的论着浩繁,不下数百十种,石鼓可谓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煊赫的刻石。

  石鼓制作年代的考证,对我国考古、历史、文学、文字、书法等方面的研究,关系颇为重要,自唐宋以来,考证学者众多,但聚讼不决。举要而言:有周宣王说——唐张怀瓘(《书断》)、韩愈(《韩文公集》)、窦(《述书赋》);周成王说——宋董逌(《广川书跋》)、程大昌(《雍录》);东周时秦人说——宋郑樵(《石鼓音序》)、巩丰(《丹铅录》引);汉代说——清武亿(《授堂文集》);西魏说——金马定国(《石鼓辨》);北魏说——清俞正燮(《癸已类稿》)。

  以上各家所定年代,上至公元前11世纪,下至公元6世纪,上下差1700年。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差异呢?其原因有二:

  一为石鼓颂辞中,既无署名,又无官职、年号可考,而且所存相同的实物仅此而已,缺乏旁证,考证极为困难;

  二为考证学者都只从一个角度来推测,大多拘于文字字句之间以求之,没有全面的仔细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郑樵,他根据石鼓所用“殹”、“蒸”二字屡见于秦斤、秦权,始定为秦鼓。虽然根据不充分,但奠定了石鼓为秦刻石的基石。经过历代学者的大量考证,现我国学术界基本上肯定石鼓为秦刻石,但具体年代仍诸说纷纭。清末震钩(《石鼓文集注》)、罗振玉(《石鼓文考释》)、马叙伦(《跋石鼓文研究》)有秦文公说(前765~前716年);马衡(《石鼓文为秦刻石考》)有秦穆公说(前659~前621年);郭沫若(《石鼓文研究》)有秦襄公说(前770年);唐兰(《石鼓年代考》)有秦献公说(前374年)。

  我国近现代学者对石鼓年代的考证,由于治学方法科学,因而在其深度和广度方面均超越了前人。现并立的4说中,以秦献公说在学术界影响较大。下面摘录唐兰《石鼓年代考》中的8个结论中的前5个。一则说明唐先生考证的全面有力;再则以见我国现代学者考证方法的一斑:

  一、从铭刻的发展说,它应该在战国中叶,和《诅楚文》、秦始皇刻石相近。

  二、从文学史的发展说,它跟三百篇,尤其是《秦风》不是同时作品。它的新创风格应在战国时期,善于模仿,和《诅楚文》接近。

  三、从新语汇的应用来说,‘吾’字的出现,‘朕’字的消失,晚于《秦公簋》。‘吾’字作‘遫’略早于《诅楚文》。‘’字的使用,应该在战国,‘殹’字的使用和《诅楚文》等接近。

  四、从字形的发展说,尤其可以证明它属于战国时期,‘四’字已经不作‘’,在《秦公簋》和《史籀》篇之后,属于籀文到小篆的过渡时期。

  五、从书法的发展说,石鼓的写法晚于《秦公簋》而早于始皇刻石,也只能是战国时代。“

  石鼓的制作年代,其今后的定论,是否从现存并立的四说中择善而从,或者产生四说之外的可以作定论的新说,将有待我国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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