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766 —779 年),是唐代宗李豫的年号。唐代诗歌发展,在开元、天宝年间由李白、杜甫的杰出成就而形成了一个高潮,到了贞元、元和年间,元、白居易倡导新乐府运动,则形成了又一个高潮。在这两个高潮之间,唐代诗歌经历了一个由背离到转趋现实主义的阶段,那就是大历时期。着名的“十才子”便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作家。

  一般认为,“十才子”“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等以为己有”,(皎然《诗式。齐梁诗》)流连山水,称道隐逸。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较少,多数是唱和应制之作。风调相高,稍趋浮响,以致“开(元),(天)宝浑厚之气,渐远渐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钱仲文集》)当然,到了大历后期,“诸公改辙,盖知前非”,诗风有所改变,写了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因此,历代来研究唐诗的学者,都很重视这一阶段诗风变迁的研讨,从中探寻诗歌创作兴衰的各种原因。遗憾的是,“大历十才子”究竟指哪10人,则众说纷坛,迄无定论。最早记载“十才子”之名的,当是《新唐书。卢纶传》。传云:“纶与吉中孚、韩侂、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夏侯审、李端,皆能诗,齐名,号大历十才子。”《新唐书》增加了“十才子”一段史料,填补了《旧唐书》的空白,应该说是有功绩的。但是同时期江邻几说的“十才子”成员同它出入很大,多了郎士元、李益、李嘉佑、皇甫曾,而无夏侯审、崔峒及韩侂。这样,“十才子”其实不止10人了。两种记载,都在北宋初期,离唐代不远,差异竟如此之大,不得不令人生疑。然而,问题的复杂性还不仅如此,在南宋计有功的《唐诗纪事》中,我们又可看到不同于上述的几种说法:一是比江邻几说的少了吉中孚,一是比江邻几说的多了吉颂、夏侯审。另外,严羽《沧浪诗话》说:“冷朝阳在大历十才子中为最下,”冷朝阳并不见上面诸说提及,岂不又多出一说?

  通观上述五种说法,只有卢纶、钱起、司空曙、李端四人一致被列为“十才子”成员,其余“六才子”诸说不一,孰是孰非,实难判定。明人胡应麟在《诗薮》中说:号称“大历十才子”,主要是从他们之间“游从习熟,倡和频仍的关系来讲的,而李益等人稍晚于卢纶、钱起,把他们列入”十才子“

  并“非实录”,值得怀疑。但是,清人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的记载,不仅有李益,而且把略早于卢纶、钱起的刘长卿也列入“十才子”。这样“十才子”便是卢纶、韩侂、刘长卿、钱起、郎士元、皇甫曾、李嘉佑、李益、李端、司空曙等十人了。显然,胡应麟那条理由又被否定了。因为管世铭所举10人有的年龄差距很大,如刘长卿比李益大近40岁,他们之间哪里谈得上“游从”、“倡和”?

  真是旧案未决,新疑又生。这纷杂的异说给今人研究唐诗发展添了不少麻烦。若以《新唐书》为据,那李益、皇甫曾等在当时颇有才名,却被排斥在外了,而苗发、夏侯审的诗名并不甚着,未可与诸子相提并论。如果以江邻几之说为证,那彼时皇甫兄弟齐名,似乎不应有皇甫曾而无皇甫冉,且韩侂同时盛名却又没有提及。若说名望,李益、刘长卿当在所列,但考交游,则又难以牵合。因此,现今流行的文学史,只得毫无理由地选择一说,几句带过。如社科院文研所的《中国文学史》,采用管世铭一说,列出“十才子”,而在论述时却把刘长卿与韦应物并论。游国恩等的《中国文学史》,则承《新唐书》一说,把李益与“十才子”并提。两书对“十才子”都没加以辨析,所举代表也只是没有争论的卢纶、钱起,而对于其他成员的思想经历和创作情况并无介绍和评述。这难道是学者们的疏忽?抑或是不值一提呢?揆其原因,恐怕是诸说纷杂,无以论断,只好无可奈何地一笔带过,以致留下了由待后人揭晓的谜面:“大历十才子”究竟是哪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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