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剧是我国西南地区人民所酷爱的戏曲,流行于四川全省及云南贵州部分地区。包括外省传人的昆腔、高腔、胡琴、弹戏和四川的灯戏5种声腔艺术。原先各种声腔均单独在四川各地演出,清乾隆以来,由于经常同台表演,逐渐形成了共同的风格,清末时统称“川戏”,后称为“川剧”。其中高腔部分唱腔高亢,用打击乐和帮腔,而帮腔方式多种多样,其中常用曲牌有[新水令]、[端正好]等300多个,艺术特色亦最显着。主要传统剧目有“五袍”(《青袍记》、《黄袍记》、《白袍记》、《红袍记》、《绿袍记》)和“四柱”(《碰天柱》、《水晶柱》、《炮烙柱》、《五行柱》)以及“江湖十八本”等,文学遗产极为丰富。

  但是,对于川剧高腔音乐的来源,至今在学术上颇有争议。

  (一)由湖南传入四川的。

  沙梅同志在《音乐研究》上撰文,认为从长江下游湖南传入四川比较可靠,因为昆曲未产生以前,高腔就在湖南地区流行了。湖南与四川既然连界,加上明末清初湖南有不少人移民四川,高腔随着带去是很可能的事情。徐文长在《南词叙录》(见明嘉靖二十八年之自序)中曾这样写道:“今唱家称弋阳,则出于江西,两京(即北京、南京),湖南,闽广用之。”当时的弋阳腔即后来所称的高腔,极有可能先传到两京、湖南、闽广等地,而且传到那里便吸收了地方性曲调而变为当地的东西,所以各地高腔在曲调上各不相同,彼此间的发展也不平衡,但是四川高腔比较接近于湖南高腔。而四川高腔出现是很晚的事了。据徐文长的记载,当时高腔还未传入四川,证明了四川在明朝尚无高腔,但在湖南已经有了。另一方面清代乾隆年间魏长生去北京演戏演的不是高腔而是西秦腔。《啸亭杂记》曰:“此时京中弋腔盛行,士大夫均厌其渲杂,长生因之演秦腔,故名动京师,一时不识魏三者,无以为人焉。”这一记载也未提到川剧高腔。此外,明末湖南湖北移民四川的人最多,因之四川流行一句话叫“湖广填四川”。从湘西直进四川,沿途都有高腔,如川湘边境的辰河高腔。

  (二)由京剧高腔传来。

  也许可能由李调元或魏长生带回四川的,因清乾隆年间,四川戏曲家李调元对川剧的形成有较大影响。从京剧高腔与高阳传来或者从湖南传来都可能,尤其更可能两边都传来。沙梅同志在《论川剧高腔音乐》一文中曾用京剧音乐与川剧高腔音乐作对比,认为京剧音乐不如高腔音乐,因为京剧的音乐(包括曲调的格式、性格、面貌节奏、过门及锣鼓的节奏等)在规格与节奏上……受了限制,因此,才产生了表演上的机械程式;而川剧高腔音乐的音型多样化,较富有弹性,音值很复杂,是超越于京剧音乐之上的,而又有与其有不可分割的影响。

  (三)由江西弋阳县的“弋腔”转化而来。

  清乾隆时川人李调元《论王正祥十二律京腔谱》中说:“弋腔向无曲谱,只沿土俗,以一人唱而众人和之。”另外在《雨村话剧》中还说:“弋腔始于弋阳,即今高腔,所唱皆南曲,又谓之‘秧腔’、‘秧’即‘弋’之转声;京谓‘京腔’,粤谓之‘高腔’,楚蜀之间谓之‘清戏’。”《王正祥十二律京腔谱》例言里说:“弋腔之名何本乎?盖因起自江左弋阳县,故存此名,犹昆腔之起于江左昆山县也。”

  根据李调元、王正祥两家所论,高腔产生于江西弋阳无疑了。虽然李、王二人之见解未完全统一,并有混淆之处,然则二人所说与现今川剧颇相吻合,特别是李调元的“一唱众合”更与川剧帮腔形式接近。

  从上述几家的言论分析,也有不少人提出了不同看法。如王川在《音乐研究》杂志上《对〈论川剧高腔音乐〉的几点意见》文中以为,说明川剧是由湖南传入的,无甚可据;至于来自河北高阳一说,不但无书作证,况且高阳的高腔亦无四川高腔的共同点,高阳高腔伴奏多用海笛,更说明这推测之不可靠。是否它们之间就无关系呢,不能这样说,因为中国几种较早较大的剧种都是互相影响的。“弋腔”直接传入京城也有书为证,很可能川人魏长生是从北京带回进京后的“弋腔”;但更有可能直接由江西传入四川,因为两省有水路可通,商贾又经常来往,明末清初从江西移民入川的人亦不少,“弋腔”传入也是很自然的事。因此说高阳的高腔传入四川太无根据,而湖南传入四川的说法亦无记载,可能性很小,故不能以此作结论。

  以上几种说法都是不肯定的推测,相信通过科学的分析与争鸣,川剧高腔音乐起源问题之谜终将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