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是西汉初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贾谊的散文集,原收政论、散文72篇,据说后来由西汉后期着名的散文家和今文派经学家刘向删定为58篇(见北宋王尧臣等编《崇文总目》)其书名在南朝梁以前叫《贾子》、《贾谊》或《贾谊集》,《新书》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篇中。为了区别起见,人们通常将宋代以前史书(以班固所着《汉书》为主要代表)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以及一部分目录典籍着录的有关《新书》篇目内容称为古本《新书》,而将宋代开始流行的《新书》版本称为今本《新书》。南宋王应麟的《玉海》详细记载了宋代流行的《新书》目录(共10卷58篇)。而现在所能常见的《新书》,则是由清代卢文招以明代万历年间新安程氏(程荣)所刻《汉魏丛书》为底本,并据两种南宋刻本校刊的版本,即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刊行的抱经堂校本(分《事势》、《连语》、《杂事》三部分,共10卷56篇)。

  由于今本《新书》与古本《新书》无论在篇目还是内容上都有出入,于是有人就对《新书》的真伪问题提出了怀疑。首先发难者当数南宋人陈振孙,他在《直斋书录解题》里认为,《新书》中“非《汉书》所有者,辄浅驳不足观,决非谊本书也”。继陈振孙之后的怀疑派,一类以姚鼐为代表,视《新书》为伪作,全盘否定;另一类则以纪昀的《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对《新书》抱疑信参半的态度。

  姚鼐在《惜抱轩文集》卷五《辨贾谊〈新书〉》中说:“贾生书久不传矣,世所有云《新书》者,妄人伪为者耳。班氏所载贾生之文,条理通贯,其辞甚伟,及伪为者分析,不复成文,而以陋辞联厕其间,是诚由妄人之谬,非传写之误也。”而且断定作伪者为“魏晋后人”,理由只有两条,一是《新书。等齐》篇曰:“天子妃,号曰后,诸侯妃,号曰后。然则,诸侯何损而天子何加焉?”姚氏认为“易王后曰妃,自魏晋始”。二是《新书。等齐》篇曰:“天子卑号皆称陛下,诸侯卑号皆称陛下,……然则所谓主者安居,臣者安在?”姚氏认为,“若皇帝,臣下称之曰陛下,此是秦制,周末列国诸王所未有,则汉诸侯王必不袭用秦皇帝之制,而使其国臣称曰陛下。而伪为贾生书及之,此必后人臆造,非事实也。”卢文弨在《抱经堂文集。卷十。书校本贾谊〈新书〉后》中批驳了姚氏的推断,他说“《新书》非贾生所自为也,乃习于贾生者革其言以成此书耳”。并认为“萃而为之”者,“其去贾生之世不大相辽绝”,“其规模节目间,要非无所本而能赁空撰造者”,“魏晋后人绝不能为”,基本肯定了《新书》是贾谊的作品。

  《四库全书总目》则认为,“其书不全真,亦不全伪”,而“不全真”的主要根据,是“其书多取谊本传所载之文,割裂其章段,颠倒其次序,而加以标题,殊督乱无条理”。对于这种说法,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具体地进行了驳斥,他说:“班固于谊本传录其《治安策》,先言‘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云云。夫曰‘大略’,则原书固当更详于此矣。传赞又曰:”……凡所着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着于传。‘颜师古注亦曰:“谊上疏言可为长太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盖史家直取其要切者耳’,然则班固于其所上之疏,凡以为疏而不切者,皆不加采掇。其他凡陈古义,不涉世事者,更无论也。故凡载于《汉书》者,乃从五十八篇之中撷其精华,宜其文如万选青钱。后人于此数篇,童而习之,而《新书》则读者甚寡,其书又传写脱误,语句多不可解,令人厌观,偶一涉猎,见其皆不如见于《汉书》者之善,亦固其所。“”班固之掇五十八篇之文,剪裁熔铸,煞费苦心,试取《汉书》与《新书》对照,其间斧凿之痕,有显然可见者。“他认为,《新书》中的《事势》部分为贾谊自着,至于《连语》、《杂事》诸篇,则为”与门人讲学之语“,”平日所称述诵习者“,”皆不必贾生手着“。

  最近几年,对于贾谊《新书》真伪问题的考辨和论述较为详明的专着,则有1982年第2 期《文学遗产》所载王洲明《〈新书〉非伪书考》一文。王文基本上附和了卢、余两家的观点,认为姚鼐的妄断是一因出于对“妃”字在该篇该处真正含义(王氏认为应作“匹配”、“配偶”解)的误解,二因没有估计到汉承秦制和诸侯王越轨自僭的可能性所致。在对宋代以前史籍和类书中有关《新书》篇目次序和内容方面的着录情况分别作了考察后,王文指出,今本《新书》和古本《新书》当同出于一个系统;贾谊的作品在汉代以来长期流传的过程中虽有散佚,但今本《新书》则保存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可作为研究贾谊思想及文学成就的根据。

  为了证明《新书》不是一部伪书,不是后人割裂《汉书》拼凑而成,相反倒是《汉书》选用了《新书》的材料,王文特地将《汉书》和《新书》的有关章节列举出来作了具体对比,发现不少地方《汉书》所载不如《新书》更合情理,《汉书》称引的贾谊作品,有明显删削《新书》的斧凿痕迹。该文还就《新书》所引《诗经》文字内容并联系汉代传诗情况进行考察,从而证明《新书》为汉初作品,其成书时代离贾谊不远;同时从贾谊受学渊源显系儒家,《新书》本身遣词造句又多有重出之例两方面说明,《新书》中的《事势》部分出自贾谊之手,其《连语》、《杂事》部分,除《先醒》、《劝学》篇外,也基本肯定出自贾谊之手,而决非为后人所伪造。

  综上所述,可见关于贾谊《新书》的真伪之争由来已久,争论的焦点无非是关于《新书》的作者、成书年代和今本、古本在篇目内容方面的差异;而班固对《汉书》中所引贾谊作品的联缀增饰,与《新书》本身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产生的遗漏和错讹,又无疑在客观上朝着相反的方向加大了这种差异。尽管目前看来怀疑派似乎暂处劣势,但若就此断定争论可结束,则未免为时尚早。不论怀疑派还是肯定派,要真正完全说服对方,都还须进一步提供自己的确凿而充分的证据来,否则只能是“存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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