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璧君与汪精卫

  汪精卫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大的汉奸头目”,这个结论早已板上钉钉,尽管海内外有不少学者为他鸣冤、翻案。青年时期,汪精卫以贯虹之侠气刺杀清朝摄政王载沣(未遂);中年时期,汪精卫以凌云之健笔为国父孙中山起草临终遗嘱(成文);再加上他的伟词雄辩、英风俊貌堪称一世无几,“卿本佳人,奈何作贼”,这些都是令世人痛惜其落水的原因。

  做诗人,做文人,汪精卫无不胜任愉快;但要论做男人,他素患惧内之疾,就有些勉为其难了。在民国女性中,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绝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特异品种,她的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女中豪杰——国中泼妇——狱中囚徒,她的人生就是这样大起大落。

  对美男子汪精卫一见倾心

  1891年11月5日,陈璧君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乔治市的陈姓华商家。其父陈耕基,原籍广东新会,与梁启超同乡;其母卫月朗,原籍广东番禺。年轻时,陈耕基携妻闯荡南洋,成为当地富有的橡胶商和体面的绅士。陈璧君生长在优越的家庭环境里,接受的中英文教育都很完备。“绝对清洁,但不齐整。爱好天然,不事装饰,除去爽身粉外,一生未涂过脂粉。不会唱歌,不会跳舞,好听优美的音乐,但是不懂。好看新、旧、中、外的画,但自己一条直线都画不出来”,这就是陈璧君的自我描述。

  在华商中,陈耕基对政治较为超然;卫月朗识大体,明大义。青少年时期,陈璧君颇得母亲真传,有主见,也有胆魄,比一般女生更有思想和决断力。

  1907年,陈璧君16岁,在槟城同盟会会长陈世荣家莎兰园,她见到年方二十四的革命才子汪精卫。汪是典型的美男子,胡适就曾说过,他若是女人就一定要嫁汪精卫,此话并非戏言。陈璧君情窦初开,对汪一见倾心。为了能常常见到汪精卫,与他共效于飞,陈璧君脑海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远赴东瀛留学,加入同盟会。陈璧君的心思汪精卫洞若观火,有意回避——汪精卫是有妇之夫,与家乡的刘姓女子结缡数年,虽在异域他乡奔波数载,夫妻关系名存实亡,毕竟那道无形的“纸铐”没有解除。汪精卫旅日期间,因在《民报》上宣传民族革命触怒清廷,他担心牵连刘氏,去信表示“彼此夙无爱情,不宜再生纠葛”。偏偏刘氏是个难得的烈性女子,对夫君忠贞不渝,拒绝离婚,托人郑重其事地转告汪精卫,她决定终身守节,好女不事二夫,因此这段婚姻依然悬而未断。

  于是,汪精卫对陈璧君的爱慕作了冷处理,不告而别,避免节外生枝。但陈璧君天性执拗,且不管汪精卫同不同意,先把父母争取过来,变成自己的同盟军。陈耕基听说女儿爱上了有妇之夫,颇为不悦,苦口婆心解释:嫁革命党人,做寡妇的机会很大,过安生日子的可能性却很小。何况陈璧君已与表兄梁宇皋订婚,岂能说悔婚就悔婚,这成何体统!母亲卫月朗却通情达理,她看到女儿茶饭不思,身形日益消瘦,就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由她亲自陪同陈璧君前往新加坡,探明汪精卫的心思后再作计较。

  陈氏母女到了新加坡,孙中山特意为她们接风洗尘。年过半百的卫月朗亲睹了一代伟人的风采,亲耳聆听了三民主义主张和创建共和的远景描绘,心驰神往,似乎全然忘记了到新加坡来的初衷,不仅允许女儿去日本留学,她本人也要加入同盟会。

  1908年,陈璧君赴东瀛寻梦,“心旌耀耀,一如辅翼凌空,翔飞万里”,她的豪情是那个时代狂飙激进者所特有的。陈璧君乘船抵达东京后,很快结识了同盟会的大批革命志士。

  1910年,汪精卫决意亲赴北京刺杀清政府摄政王载沣,以回击外界对同盟会高级干部的质疑。(认为他们是怕死鬼,只知怂恿别人流血革命,自己却躲在幕后唱高调。)陈璧君毅然与之同行。当时行动经费奇绌,筹措甚难,卫月朗不惜典质衣服、首饰,给他们提供川资。

  由于细节上的疏漏,汪精卫和黄复生的刺杀行动尚未实施,就泄露了行藏。警察顺藤摸瓜,捕获了二人,并打入死牢。清廷将革命党人“明正典刑,以儆效尤”乃是一贯的做法,但汪精卫和黄复生意外地遇到了一位善主——肃亲王善耆。当革命党刺杀成风、起义不断时,善耆曾说过以下颇具见地的话:“革命党人,早已甘心鼎镬,不畏一死,酷刑重罚,决难禁止其谋。为今之计,只宜刷新政治,以去党人口实;宽容党人,开其自新之路……”宣统三年(1910年)春,善耆细阅汪精卫的供词之后,慨叹“其才出色,其志可悲”,“与其杀掉,莫若令其改变志向,为国尽瘁”。经善耆力争,汪精卫和黄复生幸免一死,仅被判处终身监禁。自有大清律例以来,这是破天荒头一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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