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声援“五四“学生的通电:“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击石,既非争权利热中,又非为结党要誉。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吴佩孚喜欢舞文弄墨,在军阀丛中如同鹤立,他骄傲,他目空当世,他曾跟上时代的节拍,他又落伍于时代的脚步,他复杂得让人难以琢磨,他又简单得如一汪清水。

  1937年6月,卢沟桥的枪声即将响起,报人张慧剑在北平采访了早已过气的大军阀吴佩孚,写了一篇采访记:“他说他笺注春秋左传,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一,他大骂杜注,他夸奖着这部书在军人教育上的作用,我知道他是自比关岳的,我听他批评左传的许多幼稚的见解,不免惊奇,然而同时却感觉到一种极大的安慰,以如此理解支持着自己的人生的吴佩孚,总不会屈膝事虏的吧?……吴氏给我的友谊的款待,颇使我流连而不忍去。以后我是静听吴氏发挥其三教同源的新学说,至于四十分钟之久。我压制着我的感情,不再说一句刺激吴氏的话。”

  此时,张慧剑看到的已不是一个叱咤自喜、不可一世的吴佩孚,但比起硝烟中那个吴佩孚还要真实,有血肉,一个古老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读书人,一个乱世中投笔从戎、曾经高处不胜寒的成功者,一个被滚滚潮流抛弃的老人。遥想“五四”当年,我们还是要记起吴佩孚领衔要求北洋政府释放被捕学生的通电,时在1919年6月9日,吴佩孚只是陆军第三师的师长,远在打内战的前线,但是他知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心即天心也”、“士气即民气也”。他明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学生乎”,自古以来,学生干预时政,从东汉到宋代的太学生,“载在史册,后世传为美谈”。他懂得“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其伤实多”。因此他要大声疾呼:“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击石,既非争权利热中,又非为结党要誉。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这篇传世的文言电文中透着一点豪情,一点正气,甚至一点书卷气,正是这个吴佩孚,拒绝了苏联扶植他为中国统治者的提议,拒绝了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向他伸出的橄榄枝,最后拒绝了日本请他“出山”做傀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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