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外交经费包干,驻法公使、驻英公使都“以闭门存钱为不二方针”,平时最怕与外国人交际。

  1919年,天津《大公报》派出的胡政之是中国采访巴黎和会的唯一记者。先是中国驻外使馆的腐败无能让他愤恨不已。驻法公使胡维德在法国五年,平时最怕见外国人,丝毫不与外国人交际,除了每年国庆节使馆开一茶会招待本国留学生,绝不宴请外人,外人也很少和他交往。他要到法国外交部办事,只与一般科员接洽,不要说见总长、次长,连见司长、科长都不容易。外交部之外就更为隔绝了。所以他驻法五年,法国新闻界许多人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说过。使馆中人向记者透露,他这样做,每年可节省十万法郎,因为经费是包干的。驻英公使施肇基也是同一做派,都是“以闭门存钱为不二方针”,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外交,他们个人自以为得计,国事则深受其害。欧洲人对中国的事茫然无知,其中与中国驻外使节平时与外人的隔绝大有关系。

  胡政之的通讯对当年北洋政府派出的代表也有细致入微的观察:“所派五专使固极一时外交人才之选”,“然陆征祥谦谨和平而绌于才断;王正廷悃愊无华而远于事实;顾维钧才调颇优而气骄量狭;施肇基资格虽老而性情乖乱;魏宸组口才虽有而欠缺条理。”

  首席专使陆征祥“才具太短”,加上人才缺乏,随员中都是“九等以下人才”,到了法国,从驻欧洲各使馆中调用多人帮忙,“亦无特出之士”。驻意大利公使王广圻“才华卓然”,是驻公使中有数的人物,也是他以往所信任的,本可让王担任秘书长。可惜陆为了敷衍胡维德,而起用了一个办事极为紊乱的驻法使馆秘书,用人不当导致笑话百出。最后,还因为代表席次问题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陆征祥路过美国邀请王正廷同行,“许以第二席之专使”。到法国见到施肇基,“又许以第三席之专使”,并通告了和会。结果政府明令发表却是顾维钧第二、王正廷第三、施肇基第四,陆因此陷入尴尬。施不愿居顾之下。顾也因为有人要他让位于王而大愤,宣言辞职。最后,陆征祥于3月7日从旅馆出走,独自到了瑞士,并向北京提出辞职,整个和会期间他确实什么都不管。

  胡政之慨然说:“中国人办事,两人共事必闹意见,三人共事必生党派。”

分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