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西征后,毛泽东在保安小石山的窑洞里,更多的精力还是考虑做南京政府要员的工作,如何通过各种渠道影响他们的心理,说服蒋介石联合抗日,“为救国图存而努力”。他直接给国民党的英美派军政要员宋子文、邵力子、孙科、陈立夫去信,对他们寄托于希望。一般采取表扬赞誉的策略,以老朋友的面貌出现。宋子文为皇亲国戚,位置特殊,又有英美背景。与毛泽东并无个人前嫌。他去信给宋子文:“10年分袂,国事全非,救国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敝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非惟救国,亦以自救也。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忽此布臆,不尽欲言。”

  在西安执政的国民党元老邵力子老先生年青时信仰马克思主义,曾为热血青年。毛泽东去信把老先生揶揄挖苦了一番:“阅报知尚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何贤者所见不广也!”1920年,邵尚在上海办《民国日报》副刊,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哪里去了?

  在红军西征期间,红军在前线征战,毛泽东在后方攻心。他发信给爱国领袖人物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地方实力派要员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宋哲元等以及各派政治势力代表冯玉祥、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写信,力陈抗日救国大义,“今之大计,退则亡,进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

  毛泽东考虑到宋庆龄的巨大名人效应和她的影响力。他想通过宋庆龄的高层次影响国民党要员。他给宋庆龄写信也是像平常人一样,先拉近关系,表示亲近,像老朋友似的说:“武汉分别,忽近10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我想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他派“小开”(潘汉年在上海地下党当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时的昵称,意为小老板)到上海去面见宋庆龄,“并与先生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毛泽东请宋庆龄介绍与她“比较接近的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元老派人物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中央监察委员李石曾、南京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立法院院长孙科,“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毛泽东博古通今,他把全部学识集中起来都用于谋划中央的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他写信看对象,不同对象用不同语言。他给学界巨人去信一般用当时时行的文言文,不用白话文。他的文言文,立意高远,文采煥然,堪称经典一绝。今人很少能写来。缺少古文基础者,还难以卒读。他考虑蔡元培先生早年反对清朝专制,是光复会发起人之一,1905年加入同盟会,“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同宋庆龄、鲁迅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主席,是横跨政学两界的元老,影响巨大。文中多用激将法。他给蔡元培的信说:“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20年矣!今者何日?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老者如先生一辈,中者如泽东一辈,少年者则今日之学生,不论贫富,不分工农商学,不别信仰尊尚,将群入于异族侵略者之手,”先生将何以处之耶?我党之统一战线政策,“知先生必曰可行,当权在势衮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或则曰要缓行,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处此耶?”连问几个何以处耶?然后,笔锋一转,指出方向,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持此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改变其卖国有赏救国有罪的亡国方针,全民全军抗战,“若然,则先生者,必将照耀万世,流芳千代,买丝争锈,遍于通国之人,置邮而传,沸于全民之口矣”。接着,毛泽东赫然写下70名国民党和党外巨人,毛泽东说:“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盟旧,统此致讯。寇深祸亟,率尔进言。风雨同舟,愿闻明教”。这封信等于是写给71个人的。利用蔡元培的声望,广为宣传。

  蔡元培收到毛泽东的信后,热血贲张,持信亲赴南京见蒋介石,要求国共共同抗日。蒋介石不愿意见这些老面孔,板着脸说:“我知道了,我会考虑的。”蔡元培说:“委员长不答应,我不会走。”蒋介石说:“我还有军事会议。”然后让政治秘书陈布雷把蔡元培劝出来。然后蔡元培在南京绝食了,舆论界立即喧哗一片。

  蒋介石怕把事情闹大,只好又把蔡元培找来,说:“你不是说要国共共同抗日吗?我听了你的,把周恩来、朱德叫来了。我就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真的,你不要怀疑。你放心回去吧。不要绝食了,党国是需要你的。”蔡元培说:“委员长金口玉言?”蒋介石说:“回去吧,委员长不会骗你的。”这时陈布雷进来把蔡元培请出去了(作者11月22日根据解放军出版社09年版《毛泽东出兵山西》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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