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在奉军将领中,是别具特色的一个人。

  他受过北京陆军大学的系统教育,曾加入同盟会,在广州和天津两次谒见过孙中山,深受其革命思想的影响。韩淑秀毕业于奉天女子师范学堂,任附小教员,学生时代加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她的家里就是活动的一个据点。辛亥革命爆发后,奉天的有识之士纷纷起来响应武昌起义,郭松龄就是组织者之一。他们两人在韩淑秀的家里相识,韩淑秀非常佩服郭松龄的为人和才干。郭松龄在白色恐怖中被捕,当局贴出布告判处郭死刑,韩淑秀四处进行营救活动。1912年12月25日,正当郭松龄等被带到大西门外荒草地杀人场行刑时,韩淑秀拿着一份当日的《盛京日报》,高呼着:“刀下留人!”十万火急地闯进法场。原来这份报纸上刚登出“清帝退位诏书”,韩淑秀在千钧一发之际,以政局骤变的快讯,挽救了郭松龄等的生命。两人在生与死之中建立了感情,结为恩爱夫妻。

  郭松龄在奉天讲武堂任教官期间,刚好张学良在这里学习,他亲身感受着郭教官远离声色,自持清廉,治军严谨,对部下赏罚分明的一身正气。张学良对他湛深的学养和高洁脱俗的人品极为钦佩。郭松龄虽比张学良年长19岁,两人却成了莫逆之交。经张学良不断向父亲推荐,加上两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屡立战功,郭已成为奉军中的重要将领,掌握奉军的精锐师旅。

  而一向把国家和民族的兴亡视为己任的韩淑秀,始终在为国民教育潜心操劳。她曾在讲武堂为学员辅导操行道理;爱国人士阎宝航创办贫儿学校,她又成为校董并亲自执教。为了筹集贫儿学校的开办经费,韩淑秀在社会上奔走呼吁,募得资金2万元,同时她还捐出了自己的积蓄。她个人的捐款,完全是夫妇俩节衣缩食省出来的。郭松龄当上旅长时,他们仍租住在大东关水簸箕胡同的一个西厢房里,生活极为俭朴。穷孩子们为了表达谢忱,在校长的率领下将一块“兴学育才”的匾送到她的家里。

  两人一个从军一个执教,精心操持,但心里却越来越沉重。在两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亲睹了连年的军阀混战,使国家破败、百姓遭殃的情景,不由得对张作霖、杨宇霆之流继续扩军备战,抢夺地盘的行为大为不满。他在妻子的支持下,决心积蓄势力,推倒军阀,整顿奉军。1925年秋,郭松龄偕夫人以参观军事学习为由,暂避日本。在日本听说张作霖派人正与日方商谈购置军火,以进攻国民军时,郭松龄愤慨至极,说:“我是国家军人,不是某一个私人的走狗,他若真打国民军,我就打他。”郭松龄于1925年11月回国,在天津秘密策划反奉,并向张作霖连连发电,要求张作霖下野,请张学良接管大权,宣布国、奉两军停止行动。随后将所辖7万人改编为4个军,挥戈东上。他的精锐部队斗志昂扬,以势如破竹之势,冲垮了张作霖的4万奉军的连山防线,直逼奉天。张作霖惊恐万状,悬赏80万元欲得郭的人头。他一面暗中勾结日本关东军反郭,一面准备逃跑。他对郭松龄的为人和底细非常了解,正因为了解,他才认为这回自己彻底完了。他已经开会布置关于下野和议和一事。他万分悲凉地调29辆汽车装上家私细软往返运到南满货栈,准备逃往大连。然后运来十余汽车的汽油及引火木柴,布满楼前屋后,随时准备将大帅府付之一炬。这时文武官员纷纷携眷躲避,商店关门,奉天城一片混乱。

  然而在这大势基本已成定局的当口,日本关东军像鳄鱼一样浮出水面。平心而论,日本关东军不希望郭军得势,一旦郭军得势,他们的非法权益将得不到保障。他们以调停人的身份,两边斡旋,无非是讨价还价要双方各自承认“帝国在满蒙的权利”,如果谁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与谁兵戈相见。郭松龄面对鬼子威胁,义正辞严地拍案而起:“岂有此理!这是中国内政!”“我不懂什么是日本特殊权利!”而情急之下,张作霖却口头上与日方缔结了密约,以承认日本在我东北有“土地商租和杂居权”等作为关东军出兵的条件。这样一来,在郭军乘胜进攻奉天时,日本关东军突然调来大批兵力,切断郭军后方,焚烧郭军弹药库,日军飞机也狂轰滥炸,郭军终因实力相差悬殊,一败涂地。  

  25日晨,张作霖派出卫队团长高金山去押解郭松龄,但随后不久,张作霖又下达了“将郭氏夫妇就地枪决”的命令。史料记载,杨宇霆担心夜长梦多,张学良会出手相救,便向张作霖进言即杀郭松龄,以绝后患。

  1925年12月25日上午10时,高金山将郭松龄夫妇押到离老达房5里许的地方枪杀。临刑前,郭松龄面不改色,对东三省人民留下遗言:“吾倡大义,出贼不济,死固分也;后有同志,请视此血道而来”!夫人韩淑秀也从容不迫地说:“夫为国死,吾为夫死,吾夫妇可以无憾矣,望汝辈各择死所!”当高金山下达开枪命令时,韩淑秀满怀深情地看着郭松龄说:“茂宸,我要你放心地看着我先走,来吧,先打死我。”

  他想私自放他们出国。而与郭松龄结怨甚深的杨宇霆,却怕夜长梦多有变化,密令就地枪决。25日那天是最黑暗的一天。囚车开至辽河滩边时停了下来,押解人员喊道:“郭军长请下车吧!到地方了。”郭松龄和爱妻韩淑秀从容下车,两人怜惜地稍一对望,都露出不屈的神色。韩淑秀脸上漾开笑意,她曾从过去的法场上夺回她所敬重的丈夫的生命,伴他轰轰烈烈地走了一程,这回她却要用自己的生命陪他走进又一个法场,相伴到永恒,她死而无憾。所有的押解人员都听到了她朗声的话语:“大丈夫为国而死,死得光荣。军长请先走一步,我随后便来了!”一声枪响,郭松龄倒在地上,又一声枪响,韩淑秀追随而去。

  张作霖深深地吐出一口气,命令将两人尸体在小河沿暴尸三日,方可收葬。

  1952年,为处理位于沈阳水簸箕胡同“郭松龄公馆”房产事宜,郭鸿志再次回到沈阳。他随即写信给东北人民政府,请求允许在东陵区七间房墓地为郭松龄夫妇安葬。3天后,东北人民政府回信:政府与当地村政府联系,可以协商解决。郭鸿志随即找到七间房村政府。村政府有关人员说,已经接到东北人民政府通知,同意为郭松龄夫妇安葬。郭鸿志找到守墓人孙恩林,回到国公寨村,将郭松龄夫妇的棺椁运送到七间房墓地,在乡人协助下,终于将郭松龄夫妇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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