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原名徐懋恂,1893年的一天,徐特立乘船去南岳衡山,同船有一个乡官小吏觉得船夫划行得太慢,暴怒异常,不容大家劝阻,就对船夫开始拳打脚踢。徐特立目睹小吏的暴行,非常愤恨,心中默默发誓,今后若能取得功名,就只做教官,决不当欺压百姓的贪官。回到家后,他更名为徐特立,取意“独行特立,高洁自守,不随流俗,不入污泥”。从此以后,徐特立投身革命、立志报国,始终保持着廉洁自律、勤俭为民的工作作风。


  1937年,徐特立被党中央任命为边区教育部部长,负责陕甘宁边区的教育规划与指导工作。有一天,徐特立到一所学校听课,老师们见他穿着破皮袄,腰系一根绳子,误以为他是红军的“马夫”。第二天,徐特立又和董必武、冯雪峰一起去听课。冯雪峰向教师们介绍了徐特立,教师们大吃一惊,原来那穿着极为朴素的“马夫”,竟是大名鼎鼎的边区教育部部长。当时,边区流传着两首赞扬徐特立的小诗:“延安诸老惟公特,生活简单如老卒;粗布征衣常补绽,自煮瓜果充粮食。”“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携带两个冰馍馍,一天开会好几处。”


  新中国建立后,徐特立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依旧保持着节俭的作风。他常说:“生活上的简朴,不仅可以省下钱来用于公共事业,更重要的是不脱离群众,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高贵品质。”他坚持和中央宣传部的部分工作人员住在一起,没有地方放床,就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


  徐特立一共生育过八个孩子,但长大成人的只有四个。大儿子徐笃本中学时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艰苦的革命工作,使徐笃本积劳成疾病逝于长沙,年仅21岁。大女儿徐守珍因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活动被捕,20多年时间里,她与父亲徐特立完全失去了联系。1949年上海解放后,徐守珍终于和父亲取得联系。徐特立在给女儿的信中说:“知道你们夫妇已解决了失业问题,希望你们努力工作,并关心其他失业的人们。我希望你们每一日每一时都不要只为自己着想,上半晚想自己的困难,下半晚一定要想群众的困难,以及政府的困难,机关负责人的困难。这样去做人,自己的个人苦恼没有了,胸怀开阔了,就不知不觉变成了一个先进分子。”


  (摘编自2014年2月11日《检察日报》徐伯黎/文)

分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