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自小寄居在外祖父家。那时,外祖父家有一间小手工作坊,以此维持全家生计。在他小的时候,母亲靠在亲戚家里帮佣的微薄收入,将他和姐姐拉扯大。

  1898年6月17日,他就出生在常州西门外西仓街薛天兴皮行,即外祖父家的后院里,虽然自小家境贫寒,但他工于学业,13岁时小学毕业,顺利考入常州府中学堂。1915年18岁时,他第一次远离家乡考入北京大学,同年冬转入天津北洋大学法科学习。他的出生年代,正处于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灾难深重,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时期。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他积极投身其中,成为天津地区爱国运动的骨干。

  那时,他在北洋大学读三年级,家中惟一的姐姐出嫁了,母亲年轻守寡,身体非常不好,身边已无人陪伴照顾,于是就为他包办了一门婚事,他是孝子,体贴母亲疾苦,奉母之命,回乡成亲,与识字不多的孤儿陆静华结婚后,育有一子二女。

  第二年春天,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来华商议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事宜时,被称赞为“学贯中西、才华出众”的他担任翻译。下半年10月,他22岁时大学毕业,加入李大钊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党组织,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创始人之一。

  第三年2月,他作为中共派往共产国际第一位使者,远赴俄国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担任中国科书记。临行前,他在写给妻子陆静华的一封家书中说道:“我立志要到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我先前本也有做官发财的心念,但是我现在觉悟:富贵是一种害人的东西……”这是他现存于世惟一的一封家书。

  第四年4月,他返回国内,陪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前往广州面见孙中山。6月,由于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变,孙被迫在上海避难时,他和多位党人多次前去会见,提议国共合作,最终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此过程中,他功不可没,并以无穷的精力和渊博的知识赢得各国共产党人的尊重。

  1924年,又是一个春天,按照党的要求,他回国担任团中央总书记。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他早在1922年4月间,曾蜗居汕头的一家小旅馆里,足不出户,忍受着蚊虫叮咬,伏案疾书,整整三天,一鼓作气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各种文件、决议和草案全部拟订出来时,他的手脚和脸上已被蚊虫叮咬无数个小红包。

  1927年“八七”会议后,受中央指派,他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省委军委书记,奉命组织广州起义,担任总指挥。正当准备工作紧张进行,不幸消息泄露。他当机立断,决定提前一天起义。广州起义随即爆发,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民浴血奋战,1927年12月12日下午,重要阵地被攻占,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当局联合起来,分兵直扑起义总指挥部。他立即乘车赶赴前线指挥战斗,行至广州市大北直街(现解放北路)附近,遭到敌人伏击,身中三弹倒在插着红旗的敞篷汽车里,壮烈牺牲,年仅29岁。

  他在给妻子的家书中主张女子不做丈夫的附庸,劝导妻子入学堂学文化。他牺牲后,妻子陆静华为了丈夫嘱托,在战乱年代无论生活多么艰苦,都没有舍弃自己瘫痪在床的婆婆,抚养当时最大才7岁的三个孩子。而他们的三个孩子,大女儿为帮母亲照顾奶奶,放弃了一直向往的参加革命的机会;二女儿1938年前往上海找到地下党组织,参加新四军时,年仅16岁;惟一的儿子也参加了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牺牲,时年18岁。

  他就是张太雷,原名张曾让,字泰来,学名张复,投身革命后又名椿年、春木,最后改名为太雷,寓震醒痴顽、打击强暴之意。他牺牲后,1933年8月16日,中央决议在江西和福建的一处边界上设立太雷县。1998年6月16日,纪念张太雷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2009年9月10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他改名立志,奇情壮丽的一生有如他的名字一样,雷霆灿烂,声光深远,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终以热血和青春实践了“愿化作震碎旧世界惊雷”的誓言,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战斗第一线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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