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名史学家孟森先生曾对《明史》中的循吏做过专门的数据统计,他说:“全传百二十人,宣德以前六十余年时得百人以上,正统至嘉靖百三十余年间十余人,隆庆、万历五十余年间仅两人,天启、崇祯两朝无一人。……宣德以前,尚多不入循吏传之循吏。”

  何为循吏?司马迁将循吏定义为“奉职循理”,也就是那些照章办事、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不贪利、不肥己、不扰民、不犯民的好官。数字是个硬道理。宣德以前,也就是明朝前期,各级循吏如雨后春笋,前仆后继,层出不穷,其数量竟占了明代所有循吏的八成以上。这一历史现象,不能不归功于朱元璋当年的铁腕治贪。

  元朝末年,官贪吏污,社会腐败,百姓痛苦。朱元璋出身布衣,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贫苦农民,遭受过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与那些徇私枉法、横征暴敛、作威作福的贪官污吏势同水火,苦大仇深。再者,朱元璋早年迫于生计,曾扛过工、放过牛,后来又化过缘、讨过饭,饱尝了人间风霜冷暖,耳闻了朝廷黑暗腐败,目睹了农民水深火热,因此对贫苦百姓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怜悯,对贪官污吏怀有一种异常强烈的仇恨。

  一场燎原大火,将庞大的蒙古帝国化作飞灰瓦砾。出于对元朝灭亡的深切体会,朱元璋称帝后决心打造一个廉洁政府。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召见天下来京朝觐的府州县官时,谆谆教导他们:“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如新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树,不可摇其根,要使他们安养生息。要约己爱人,而不要朘人肥己。尔等当深戒之”(《明通鉴》),以此来启发臣属的良知和恻隐之心,告诫官吏要体恤百姓,要为政清廉。

  为了让官吏们了解百姓疾苦,朱元璋命人编着《醒贪简要录》,颁发所有官吏,命其熟读。朱元璋亲自为该书写序:“四民之中土最贵,农最苦,最苦者何?当春之时,鸡鸣而起,驱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种,又要耕耨,炎天赤日,形体憔悴。及至秋成,输官之外,所余能几?一或水旱虫蝗,则举家遑遑无所望矣。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艰,至有刻剥而虐害之,甚矣而无心肝。今颁此书于中外,俾食禄者知所以体恤吾民!”(《明太祖实录》)

  除了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地教导臣属,朱元璋还采取了一系列手段,狠刹贪赃枉法之歪风。可以说,朱元璋打击贪官污吏态度之坚决、手段之严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其一,让贪官污吏丢人现眼。明代地方官员每三年一次进京朝觐,也就是述职,皇帝照例要赐宴。朱元璋规定:凡政绩突出、为官清廉者,赐座,坐着吃;平常官员,有宴无座,站着吃;劣官庸官,无宴无座,排好队在门口守候,看着别人吃,等里面酒足饭饱退席后,方许离去。除此之外,朱元璋还要求,凡为民造福的好官,将其事迹书写在家乡的旌善亭,供人传美;做了坏事的,则将其劣迹书写于家乡的申明亭,引人唾骂;对于那些犯罪留职、免罪复职的官吏,则将其所犯过失张贴在自家大门上,以示警戒,使之自行反省,如果没有做到反省改过的,就依法论处。这种让贪官丢人现眼的办法,不失为朱元璋的一手治贪妙招。

  其二,准许老百姓控告捉拿官吏。朱元璋在具有法律效力的御制《大诰》中郑重申明:凡守令贪污者,允许百姓赴京控告;百姓们监视、控告、捉拿贪官污吏,是“助我为此也”(《大诰》),算是帮我朱元璋一个忙,言辞相当诚恳。朱元璋还特别指出“有能为民除害者,会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赴京,……敢有邀截阻拦者,枭令”(《大诰》),“其正官、首领官及一切人等,敢有阻拦者,其家族诛”(《大诰三编》)。据记载,嘉定县民郭玄二等人,手持《大诰》赴京状告本县首领弓兵杨凤春等害民,被巡检何添观留难,弓兵马德旺索要钱财。事发后,马德旺被砍头示众,何添观被砍掉双脚带枷示众。

  其三,严刑峻法惩治贪官污吏。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诏令:“自今犯赃者无怠”。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又下令,犯赃罪的官吏一律贬谪到凤阳屯种,也就是罚去干农活。仅洪武九年(1376)一年,在凤阳屯种的官吏就接近一万人,其中大部分为贪官。在《大明律》中,朱元璋对贪官污吏处罪特别重。其中,犯有贪赃罪的官吏,一经查实,一律发配到北方荒漠之地充军;官吏贪污获赃六十两以上的,处以枭首示众之刑。对付贪官污吏,除去用刑法规定的“五刑”,朱元璋还常常法外用刑,包括抽筋、挑膝盖、剁指、剁脚、剥皮等酷刑。在官衙前,往往有一个剥皮场,和一个专挑贪官人头的长杆;在官衙办公书案旁,则有一个塞满稻草的人皮,用以震慑和恐吓那些心存贪渎之念的官吏,使之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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