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顾顺章奉中共中央指派,到湖北护送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中央宣传部长沈泽民赴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顾顺章住进汉口法租界的德明饭店,24日被捕,旋即叛变,成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5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223号通告,宣布永远开除顾顺章的党籍。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通令,缉拿顾顺章。顾顺章被捕前负责情报和保卫工作,谙熟此道;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后,踪迹难寻。所以,直到三四年之后,才被发现毙命于镇江。他的死留下种种传说。

顾顺章叛变

  投靠军统之说

  1928年3月成立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是中统的前身。1931年,调查科主任徐恩曾风头大出,先后捕获中共两大要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之后,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立了一个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具体负责,统管特务组织。因与后来戴笠为局长的军统局的名称相似,有人称之为老军统局。其中,一处为党务处,处长徐恩曾;二处为军警处,处长戴笠;三处为邮电检查处,处长丁默村。也就是说,后来的中统局、军统局、汪伪76号的特务三巨头,曾为同事,在一个屋檐下谋饭吃。

  顾顺章叛变后,带着一些特务搜捕共产党人。由于钱壮飞的及时报信和周恩来的果断处置,把损失降到了最低点。顾顺章看到自己的作用大打折扣,也明白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便把负责中共特科时的经验写出来,希望以一技之长,维持自己变节者的身价。徐恩曾安排亲信帮助他整理出6本教材,包括《训练工作》《情报工作》《侦查工作》《行动工作》《审理工作》《组织工作》,洋洋50万字,号称“特工圣书”。在特务训练班上,顾顺章主讲《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际》、《中国共产党的特务工作》。顾顺章曾在苏联红军学习政治保卫工作,这段经历被传为在“格别乌”,也就是后来的“克格勃”受过训,使他在特务中增加了几分神秘色彩。参加过第二期特工人员训练班的特务林成荫感叹说:“顾顺章的文化水平不高,但对此道却经验丰富,不愧为老手。结合他过去在中共‘红队’的经历,侃侃而谈,颇能吸引人。”

  对顾顺章来说,好事也能变成坏事。特训班上的授课和出版的教材,使他名声大震。以至于戴笠与徐恩曾商请,并呈报蒋介石批准,把他借调到军警处的训练班当顾问和教官,给受训特务上课。顾顺章和戴笠搭上关系后,对中统有所疏远,引起徐恩曾的不满。据调查科驻武汉、上海特派员、参与炮制“伍豪启事”的黄凯回忆,“有一种说法,顾顺章经办的大案归军统,小案归中统。有时中统和军统为争夺案件的承办权,在老蒋面前大吵一场”。徐恩曾不信任共产党的叛徒,对顾顺章同样有猜忌。顾顺章的保镖林金生就把顾写给戴笠的信,偷偷送到徐恩曾手里。调查科的元老张文在《中统20年》中写道,“戴笠为与徐恩曾争‘功’争‘宠’,企图把顾顺章拉入军统特务组织”。于是顾逐渐倾向于军统,徐恩曾绝对不能容许。1935年,徐指示特工总部科长顾建中,以顾顺章“不服从命令,企图别树一帜”为名,拔出手枪,将顾射杀。张文说:“以上情况是顾建中在1940年亲口告诉我的。”

  再次反水之说

  此说主要出自徐恩曾之口。徐恩曾在台湾的余生默默无闻,只有他的回忆录像在历史的长河中投下一粒石子。在《一个特工的自述》、《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这些书中,徐恩曾详细描述中统兴起和发达的岁月,尤以说服顾顺章“自首”为得意之笔。“顾顺章转变之后,我们在全国各地与共产党作地下战斗的战绩,突然辉煌起来。”或许这是中统乃至整个国民党特务组织,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不仅如此,徐恩曾也从顾顺章身上捞足捞够了名利。就连顾顺章曾经的部下,步顾后尘叛变的费侠,也成为徐恩曾的第三任太太。

  接下来,徐恩曾笔锋陡转,“我所引为遗憾的是这位在初期反共战斗中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言语之间,流露出几分无奈。徐恩曾说,共产党曾企图利用顾顺章的“转变”,乘机向他们进行渗透。他们当时就研究到这一点,在很短时间内完成顾顺章的“转变”手续,并使共产党知道此事的结果。共产党用计不成,才把顾的家眷全部杀害以泄愤。国民党把共产党员叛变叫做“转变”,1933年出版的《转变》一书,收录了向忠发等人的自述,以向世人蛊惑。徐恩曾在这里把顾顺章的叛变内幕复杂化了,也为顾顺章的结局埋下了伏笔。他说,顾顺章后来要找政治上的出路,“偷偷摸摸去和共产党勾结”。证据是“我们在上海破获了中共的地下总部,搜获一部分文件,其中有关于我的内部人事和业务情况的调查报告,这些材料无疑是我的内部工作人员透露出去的”。“经过一个新近被捕转变的共产党分子的证实,上述材料确是他报告的”。更有甚者,徐恩曾说,顾顺章手下的人密报,“他有在实行暗杀计划后逃亡江西赤区的准备,于是我们对他的最后一点希望也只好放弃了”。所以,顾顺章“在民国二十四年的春天,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被处刑”。

  1931年11月,上海法租界所谓“爱棠村掘尸案”披露于报章。顾顺章公开悬赏缉拿“共党首要”,扬言对捕获有功者“赏洋三千元”,通风报信者“赏洋二千元”。悬赏启事在《申报》连登数日,并称“储款以待,决不食言”,不共戴天溢于字里行间。不过三五年间,说他再投“共党”,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组织“新共产党”之说

  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国民党宪兵三团士兵林金生被调来做他的贴身保镖。林金生写过一篇《顾顺章被杀真相》,其中提到一对“神秘的蒋云夫妇”。林金生说,“顾顺章是个有野心、又喜欢蛮干的家伙”。“有个叫蒋云的常和夫人来南京细柳巷的顾家,看上去他们关系非常密切。蒋云夫妇不是叛徒,也不是中统特务。顾早已视我为心腹,他们很多事也不十分瞒我。通过多次接触我才知道,他们来细柳巷,是和顾顺章合谋组织一个新共产党”。“蒋云执笔了这个组织的章程、纲领,并且还拟定了一个五年计划”。令林金生不解的是,这些东西写好后,蒋云夫妇却被毒死在顾家,尸体装在麻袋里,埋在南京边营。

  蒋云确有其人,他和夫人姜辉麟都是共产党员。据江苏党史资料记载,蒋云于1928年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回国后创建工农红军第十七军,1931年12月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因叛徒出卖被捕后,他坚不吐实,被江苏高等法院判处三年四个月徒刑。顾顺章此时正在培植个人势力,设法将蒋云转移到自己在边营的一处特务室,劝蒋为他工作。蒋云也试图借此打入敌人内部,虚与周旋,并秘密联系姜辉麟共谋。顾顺章察觉后,即下毒手,一解心头之气,二为杀人灭口。

  1933年初,顾顺章到上海,分别召见调查科上海区的“自首”人员谈话。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印刷厂的变节分子陈蔚如,回忆了被单独召见的过程。顾顺章对他说:“共产党固然不好,国民党更坏。但共产党的干部都是比较好的,能吃苦耐劳,要革命。”“我们要好好利用这个调查机构来消灭共产党的组织,另成立新共产党组织。从现在起就要注意联系自首人,把他们团结在一起。”没隔多久,顾建中到上海召集特务训话,称“有人野心不死,在搞阴谋活动,凡是被诱惑的同志,应该安心工作,特工总部不予追究”。陈蔚如由此得知,顾顺章组织“新共产党”的活动被揭露,遭到软禁。

  曾经部署抓获顾顺章的首功之臣蔡孟坚,在武汉警察局长任上到南京公干,与顾顺章偶遇于中央饭店。顾一见到蔡,急忙跑过去向他说道,“蔡先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建议由我组织新共产党,将真共产党大员争取,支持中央政府,未获准,请你出面支持”。可没等蔡孟坚回答,就有人把顾顺章从他身边拖走了。

  林金生、陈蔚如、蔡孟坚三人的身份不同,所谈内容却十分接近,值得研究。只有顾顺章后来的妻子,对林金生的话不以为然。顾顺章叛变后,续娶19岁的女中学生张永琴为妻。1991年,历经磨难的张永琴在上海对来访者说,顾顺章“在细柳巷家中杀了为他起草《新共产党纲领》的蒋云夫妇的事,都是信口雌黄。顾会有如此幼稚吗?当时细柳巷住有这么多人,顾能悄悄杀一对夫妇并用麻袋运走吗?”

  内部倾轧之说

  黄凯说,“顾顺章自首后,俨然成了天之骄子”。经过一年多的苦心经营,他“已在特工系统掌握一部分权力,经他训练的行动大队有1000人,他有权进行调遣”。有自首人员向徐恩曾检举说,“顾顺章招兵买马,妄图组织新共产党,并蓄谋把千人行动大队作为他的武装基础,聚众起事,消灭包括老蒋在内的党政要员”。“陈立夫闻报,立即调遣中统内的老干部和谷正伦的宪兵,解除顾顺章的武装并把他关押在镇江看守所,半年后,老蒋批准把顾顺章处决。”

  如果顾顺章只是掌握了一些特务力量,也不至使特务头子们动如此大的肝火。按军统此时的状况,“千人大队”的数字应当是被夸大了许多。即便是有,也是受蒋介石、陈立夫之命,由徐恩曾直接孵化出来的。顾顺章在特务中遭人妒恨,与他的个性和叛变后的心态有着一定的关系。从调查科以及中统“同事”的评价,可以大体了解此时顾顺章的心理状况。

  1934年秋,调查科在《中国共产党之透视》一书中,称顾顺章“为人精干而富权谋”,对他的“毅然自首”评价颇高。万亚刚说,顾顺章投靠国民党后,“执行任务时,心狠手辣,像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动物”;“平时却是另一副面貌”,处世经验丰富老道,善于揣摩人的心理。自命才智过人,是徐恩曾与顾顺章共同的性格特点。然而,自负是要有资本的,是要付出代价的。顾顺章的自负,招致徐恩曾和他身边许多人的忌恨;徐恩曾的自负,招致蒋介石及不同系统的人不满。这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内部,已不是什么稀罕事。

  顾顺章的个人欲望极强,恃才自傲—被捕之前,无视组织纪律,在武汉招摇过市,白天演魔术,夜晚泡小姐;被捕之后,自感奇货可居,非“蒋总司令”不见。而当蔡孟坚带他到了蒋介石的客厅,却出现戏剧性的一幕。蔡孟坚回忆,“蒋介石穿着长衫走进客厅始终站着,竟先和我握手,称我努力,甚好甚好”。“顾自以为已是‘座上客’,竟伸手向着蒋介石,蒋介石未予握手,仅说‘你归顺中央,甚好甚好,以后一切听蔡同志安排,为国效力’。蒋介石仅站着说了这两句话,即说‘再见’。”出来之后,顾顺章倍感失落,自叹无法促使共产党自动放下武器……蒋介石得悉,笑曰:“顾已成为反共自首叛徒,还有什么影响力量。”

  国民党给了顾顺章非常高的待遇,安置豪宅,举办婚礼,发放巨额薪酬,配置秘书、总务、会计、保镖、佣人一干人马。张永琴回忆说,顾顺章对这些并不领情,认为秘书是在监视他,婚礼是在“唱戏”,没有意思。顾顺章并不满足于生活上的奢靡,除了编写教材、办训练班,他想拥有自己的势力。林金生说,顾顺章的亲信,主要有从中共特科带过来的叛徒,“是些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心狠手辣的亡命之徒”。顾顺章发现林金生枪法好,就命他组织特务队,声称“首先要把陈立夫和徐恩曾干掉”。林金生心中暗想:“这不是谋反吗?不是自找完蛋吗?”林成荫说,就是他哥哥林金生告的密,顾顺章被关起来了。

  顾顺章曾经的同志和共产党方面对他也有诸多评价。与顾顺章同在特科工作过的聂荣臻说:“顾顺章这个家伙,除了吃喝玩乐之外,再一个特点,就是乱干,为所欲为。”他要炸旅馆,抢外轮,制造所谓声势,被大家制止了。“由于特务内部派系之争,他后来还是被敌人杀害”。所以,这里所分析的国民党处死顾顺章的四种缘由,有三种都能够成立。只有“重回共产党”之说,似乎有些荒谬。然而对徐恩曾来说,只要能当做杀人的理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顾顺章被杀50年之后,历经中统风云的万亚刚,以“孟真”署名,写了一篇《“特务大师”顾顺章》。他在文章的结尾感叹:“有道是‘不遭人嫉是庸才’,正因为顾顺章不是庸才,而且风头太劲,所以就招来杀身之祸了。”

  叛徒的末路穷途

  1933年6月,顾顺章的第一期特训班学员史济美,在上海浙江路上被中共“打狗队”除掉。史济美化名马绍武,时任特工总部上海行动区区长,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党部驻上海特派员。徐恩曾竟怀疑是顾顺章指使所为,连夜召他开会。张永琴回忆说,徐恩曾对顾进行威胁,“等于开了个斗争会”。顾建中甚至拔出手枪警告他,“再不好好干,枪毙你”。顾顺章这天深夜而归,哀叹“差点今晚回不了家了”。从这以后,保镖就走了,顾顺章也病倒了。

  为了缓和与顾的关系,1934年春,徐恩曾批准顾顺章到日本养病。徐恩曾为何如此开恩,顾顺章又为何愿意远渡重洋,也是一个谜。就徐恩曾而言,或许制裁顾顺章的时候未到,留在国内又要时时提防,不如先放出去。对顾顺章来说,处处遭受排斥,心灰意冷,身体也吃不消,乐意享几天清福。顾顺章在日本无亲无故,租了一间公寓房,洗衣烧饭都是自理。这倒使徐恩曾放心不少。9月下旬,顾顺章在徐恩曾的催促下回国。徐叫他立刻上班,顾以尚未完全康复为由,没有答应。

  张永琴说,1934年10月2日晚上,顾顺章又被徐恩曾叫去谈话,一去不归。随后,曾为顾的秘书王思成和顾建中带着一批人,闯入顾家,大肆搜查,抄走了一些书信和值钱的东西。顾顺章的妻女和岳母被禁在家中,受到特务们的看管。顾的岳母执意外出,竟遭特务开枪射杀。不久,张永琴收到顾顺章辗转送出的纸条,上面写着“已在苏州反省院,平安勿念”。大约在11月,徐恩曾派人通知张永琴去苏州探望顾顺章。张永琴到苏州后,方知中了圈套,也被关进反省院。而顾顺章已被押解到当时的江苏省会镇江去了。12月的一天,张永琴说她被看守从熟睡中叫醒。王思成等一干人向她宣布,顾顺章犯了罪,已经被枪毙了。这个时间和顾顺章女儿顾立群、妻舅张长庚的说法,有些出入。顾立群说大概是1935年春,张长庚说大约在1935年上半年,问题应当出在记忆上。

  顾顺章死后,张永琴仍被关在反省院。她说,在一次文娱活动中,一位男难友偷偷塞给她一张小纸条。她回到号子打开一看,是印刷厂印的反省人案例,上边她的罪名是“组织新共产主义同谋者”,她这才知道了他们加给她的罪名,也才知道了顾顺章的“罪名”。

  对于顾顺章的死因传言甚多,而且死法亦五花八门。有说一时起意,拔枪射杀;有说监视软禁,秘密处死……各种死法,竟然都有人“亲眼所见”。陈蔚如甚至听说,由于“顾顺章会魔术、催眠术,在押解苏州反省院途中,怕他施术逃跑,行前给他穿了琵琶骨,以镇压邪术”。凄惨之状,令人毛骨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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