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火化

  1969年6月9日晚,一辆蓝白相间的中型灵车从八宝山革命公墓开出,顺着长安街由西向东奔驰,车上的工作人员去执行的是一项非同寻常的“政治任务”。灵车上只有驾驶员张克安和八宝山殡葬处的副处长彭志刚、火化厂副主任王锋,三人都是党员。那时,凡是执行此类政治任务的人,首先政治上要绝对可靠,组织观念要强,嘴要严,同时业务上也要熟练。

  灵车开到西单路口,向北拐弯后经甘石桥来到缸瓦市,最后开进了兵马司胡同。执勤战土查验了三人证件后,彭志刚和王锋从车上取了担架和张克安一起迈进了大门。进了西屋,贺龙遗体已用白布单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两头用绳子扎得紧紧的。三个人谁也没说话,把贺龙的遗体轻轻地从床上抬到担架上,向屋外走去。他们把贺龙遗体送入灵车后部,随即进了车,几个军人也跟着坐进了灵车。灵车在前后两辆军用吉普车的“保护”下向八宝山开去。

  已近子夜,灵车刚在八宝山火化车间的门口停下来,吉普车便一左―右“保护”在两旁。在军人命令下,彭志刚等三人把贺龙遗体抬进车间,放在运送尸体的轨道车上,军人随即下了逐客令,三人退出。这类政治任务为了保密起见,各业务环节的人是不让互相照面的,接尸的、火化的、收骨灰的各负其责,各司其职,不准互通信息。火化的人不知道是谁接的尸,烧的是谁;收骨灰的人不知道是谁的骨灰,什么时候烧的;接尸的人不知道是谁烧的,骨灰存放在哪里——负责安排的人可谓用心良苦。

  火化车间的刘占海已在岗位上等了好几个小时。他在几个军人的注视下,按动电钮把轨道车调到炉口后,回头看了看负责的军人,那人肯定地点点头。刘占海就把轨道车送人炉内,车子自动打开,尸体落在坑面上。由于尸体一进去便燃起烈焰,裹着尸体的白布燃起了橘黄色的火苗。火焰严实地包围了贺龙遗体,刘占海根本看不清炉内是何人。凌晨1点多钟,刘占海打开炉子的出灰门,把一块块雪白的骨灰放入了军人们提供的白色骨灰袋中。军人把骨灰袋扎好放入车内,驱车消失在夜幕中。

  无人知晓

  1969年6月11日,两个军人来到八宝山业务科办理骨灰存放手续,骨灰证上写的死者名叫王玉,其他几栏都是空白,他们点名要将骨灰存放在老山骨灰堂。于是,业务人员就给他们办理了存放证,骨灰盒的号码是34号。

  在老山骨灰堂,工作人员把军人引入地下室,按指定号码把骨灰放好。工作人员见这个骨灰盒是最廉价的一种,价值仅7元,因而揣摩死者可能是个平民百姓。可奇怪的是两个军人把骨灰盒放下后,转身便走了,而不像其他死者亲属或单位代表,一般要举行个小仪式或献个小花篮。工作人员摇摇头,感叹人间的世态炎凉。具体承办人员不了解死者是谁,以为是军人亲属或是普通军人,所以就按顺序将骨灰盒存放在老山骨灰堂的地下室里,谁也猜不到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贺龙元帅的骨灰。

  就这样,贺龙元帅的骨灰在老山骨灰堂的地下室里与百姓们安放在一起了,享受不到和他的那些老战友、老同事―起进入革命公墓骨灰堂一室的殊荣和待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外面的世界不断发生着变化,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和科技的,唯有这里没有变化,真是死一般的沉寂,只有岁月的尘埃覆盖在骨灰盒上。每年的清明节,老山骨灰堂总要有成千上万的死者亲属前来扫墓、祭奠亲人。他们把久藏在地下室的骨灰盒拿到外面,让它重见天日,享受一下阳光的温暖和空气的清新,体味到人间的亲情。人们抹去骨灰盒上的灰尘,把鲜花、美酒和食物敬献在亡人的骨灰盒前,鞠躬志哀,寄托情思。唯独这个骨灰盒从未有人祭扫过,孤独地呆在地下室骨灰架的最底层。

  重见天日

  晃就是6年,这期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文革”初期被打倒的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复出,开始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一部分在“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干部开始被平反,有的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被冷漠遗忘了6年的黑色骨灰盒终于熬到了出头之日。

  1975年6月初的一天,八宝山业务科来了两个不同寻常的人物,一个是军委办公厅的石科长,另一位中等身材穿一身蓝色中山装的人是中央专案组一办的同志。两个人要求业务科的工作人员赵德路带他们到老山骨灰堂去认领一个骨灰盒。赵德路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来取骨灰的人又是中央、又是军委的,死者肯定是高级领导,骨灰怎么会存放在平民百姓放骨灰的地方呢?

  副主任赵玉亭肯定了两个人的说法,赵德路不便多问,和石科长坐进前边的那辆白色牌照的军车,中央专案组的人坐进后面蓝色牌照的轿车,一前一后向老山骨灰堂驶去。进了骨灰堂大门,中央专案组的人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骨灰证给赵德路,要其按证取盒。赵德路接过写有姓名为“王玉”的骨灰证,跟随工作人员刘春生走向骨灰堂的地下室。

  刘春生在前引路,赵德路沿着地下室一级级的台阶走下去。迎面扑来一股地下室特有的阴湿气味。拐过两个弯就到骨灰室了,这里竖着―排排高大的骨灰架,密密麻麻的有许多格子,都按顺序编了号放着骨灰盒。刘春生熟知每一个骨灰盒摆放的大体位置,他径直来到西边一排贴墙竖立的骨灰架前,又看了一下骨灰证上的号码,弯腰从架子最底层取出一个骨灰盒交给赵德路。赵德路怎么也不能把贺龙元帅与这个当时最廉价的骨灰盒联系在一起。这个骨灰盒上面连张照片也没有,蒙了不少灰尘,刘春生碰过的地方清晰地留下几枚指印。

  两人捧着骨灰盒一步步沿着楼梯走上来,石科长快步迎上来接过骨灰盒。他见骨灰盒上有许多灰尘,便叫赵德路和刘春生找块布擦拭了一番,结果骨灰盒被擦得一干二净,现出了黑色大漆的本色。在把骨灰盒移交给石科长之前,中央专案组的人要求他写个字据。石科长掏出钢笔,在赵德路从办公室里拿出的―张信纸上写下一行字:“今收到中央专案组一办交来王玉(即贺龙)骨灰”,下面是落款和时间。赵德路这才知道了这个骨灰盒的真实主人,惊得良久合不拢张开的嘴巴。石科长把收条交给中央专案组的人,钻进轿车去了公墓礼堂,赵德路也坐上另一辆车紧随其后。石科长捧着贺龙的骨灰盒走进第一休息室,赵德路接着进来,见一室已经有所准备,迎面的长茶几上铺着雪白的缎布,上面摆放着一个高级领导人用的价值百元的楠木骨灰盒。

  石科长轻轻地把贺龙的骨灰盒放好,让赵德路帮忙给骨灰换一个盒。石科长把贺龙的骨灰盒打开,取出白布袋装着的骨灰,赵德路把自楠木骨灰盒里取出的红绸布骨灰袋撑开,石科长小心翼翼地把贺龙的骨灰倒进红绸布袋里。这时,他俩身后传来贺龙亲属们的哭泣声。石科长倒完贺龙的骨灰,把那廉价的骨灰盒放到一边,把红绸布骨灰袋叠好放进骨灰盒,两人起身站在了一边。这时,赵德路发现这只楠木骨灰盒上放着一张贺龙的照片,他从照片和骨灰盒的规格上敏感地猜到贺龙的问题要解决了。贺龙的亲属们缓步向前,在贺龙骨灰盒前列成一排,三鞠躬,呜咽声响成了一片。节选自《党史博采》作者:程世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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